早在1992年，聯合國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(《公約》)開放簽署，中國於翌年簽署《公約》，並在2011年把《公約》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。
漁農自然護理署(漁護署)，經過兩年多的籌備，在2016年1月發表《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》（《計劃》）的諮詢文件。建議在未來五年，集中進行「保育」、「主流化」、「知識」及「社會參與」四個範疇的工作。
在本月十九日，保育界的人士齊集並討論香港首份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。會上，與會者均認同《計劃》諮詢文件的方向，但同時認為有關文件未能描畫及對應生物多樣性日益受破壞的情況，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必須盡更大的努力。
在長達54頁的《計劃》諮詢文件中，漁護署集中闡述香港現有措施的成效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副總監 (環境保護)劉惠寧博士認為，諮詢文件未有提及各種對生物多樣性構成的威脅，包括私人土地內的生態破壞，不包括土地的生境並未受法例保護，以及丁屋政策所帶來的問題。另外，對於設立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及索罟群島海岸公園，亦非由《計劃》提出的全新建議。由此可見，《計劃》只着重維持現有措施。
在籌備過程中，漁護署成立了一個有三層架構的委員會，由督導委員會，3個工作小組及12個專題小組構成。參與人士包括生物多樣性專家、學者，以及來自民間組織、專業團體及公私營界別的代表。小組就生物多樣性進行研究並歸納成33項主要行動建議。
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學院主任杜德俊教授帶點失望地表示，有關建議在《計劃》中完全”不見踪影”。雖然如此，他認為目前最佳做法還是對《計劃》帶有「審慎樂觀並支持」。
尤其，在《計劃》有新提議的願景和使命，若加進政府的政策，即使只是「小勝」，也不失為「勝利」。然而，在願景中，說明會「重視、保育和恢復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」，和「經充分考和權衡社會與經濟等因素後」，促進「生物多樣性的議題和價值融入主流」。杜德俊教授卻關注到保育界和商界有利益衝突，而政府側重商界的利益多於保育的價值。
他舉出保育中華白海豚的例子，香港國際機場在九十年代興建時，已須作出「平衡」，而面對興建第三跑道及港珠澳大橋時，亦需要「再作平衡」。
「創建香港」的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司馬文認為政府跟保育界應直接對話，並讓發展與保育同時並存。他更進一步表示人們對生態系統的依存，不下於對房屋及工作的需求。生態系統是人類生活所需的重要部分，不應該令人類的需求與生態系統的需求形成對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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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常被視為金融中心，而其實自然環境只是近在咫尺。香港更是許多雀鳥、蝙蝠、爬蟲、哺乳類及植物的家園，物種的數量多於面積是香港225倍的英國。
守護香港的生物多樣性，請於2016年4月7日前向漁護署提交意見。電郵： [email protected]